最近受邀在「悟空问答」上答题。因为时间精力有限，只能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地回复，许多细节有待展开详细论述。不过毕竟敝帚自珍，觉得可以先把一得之愚记录在此。今天是「情感专号」，收有对以下四道题的回答：

1. 同性恋为什么要争取婚姻合法化，那么前卫为啥不争取废除婚姻制度？

2. 现实的男人和热爱哲学的女人，适合在一起吗？

3. 中国人民大学94级毕业生伍继红成为山区赤贫家庭六子之母，你怎么看？

4. 如何看待浙江省团委成立婚恋事业部，专管大龄青年脱单？

之前的问答见：

《问答四则：母亲节、汶川、五四、青年节》

《问答四则：崔永元开卖、同志家长相亲、女德讲座、大学禁止情侣搂抱》

同性恋为什么要争取婚姻合法化，那么前卫为啥不争取废除婚姻制度？

首先，同性恋争取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是为了追求「前卫」，而是为了保障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权益与尊严。毕竟在现代社会中，对婚姻地位的认证，是与一系列法定配偶权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作为家属被法定配偶的失业救济、医疗保险或其它公共福利覆盖；配偶一方过世且未留下遗嘱时，另一方具有遗产继承权；配偶一方重病需要动手术时，另一方具有签字决定权；双方配偶对子女的共同抚养权；婚前与婚内财产的支配权；等等。不能被法律承认为婚姻配偶（以及因为不被法律承认而造成的低人一等的感觉），对同性伴侣来说，无疑平添许多生活上的烦扰。

当然，确实也有一些人认为：婚姻制度本身就是不好的，现代社会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一系列权益和「婚姻」这个东西相捆绑，我们应该争取完全废除婚姻制度，把人类从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但是这里需要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婚姻制度究竟最终该不该废除」，另一个是「『婚姻制度最终应该废除』这个论点能否用来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假设某间幼儿园每天下午都有围坐吃蛋糕的例行活动环节。一天某班老师给全班小朋友分蛋糕时，偏偏漏掉了其中一位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抗议：「大家都有蛋糕，为什么就我没有？」这位老师回答说：「蛋糕是甜食，吃多了容易发胖，对小朋友们的健康不利。其实不但你不应该吃蛋糕，全班小朋友都最好别吃蛋糕。所以你这时候应该去说服大家都把蛋糕扔掉，而不是来向老师抗议，要求和大家一样分到蛋糕。」

显然，我们会觉得这位老师如此回答非常不尽情理。就算甜食真的对小孩健康不好，正确的做法也是去向园长提议，争取幼儿园今后能够取消下午时间分吃蛋糕这个活动环节，而不是在分发蛋糕时偏袒一部分小朋友、打压另一部分小朋友。当这位老师用「甜食不利健康」来回应小朋友的抗议时，其实是身为特权者，选择性地利用了一个本来很美好的口号，来包装自己的歧视和不公平。

「追求同性婚姻合法化」与「追求废除婚姻制度」的关系与此同理。如果有人坚信婚姻制度应当废除，那么他们完全有权去这样呼吁和倡导，希望将来有一天全社会能够接受他们的观念。但在婚姻制度真的被废除之前，我们并不能用「婚姻制度应该废除」来作为反对同性恋追求婚姻平权的理由。尤其是当以此理由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本身是异性恋、享受着既有的异性婚姻制度红利时，这便完全沦为维护自身特权的借口了。

现实的男人和热爱哲学的女人，适合在一起吗？

「现实的男人和热爱哲学的女人，适合在一起吗？」——我对这个问题背后反映出的心态很感兴趣。

首先，提问者将「现实」与「热爱哲学」视为对立面，这可以从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方面，提问者似乎在暗示，「哲学」是一种玄远的、脱离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这当然是对哲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误解；热爱哲学者未必不通事务，而现实中遭遇的许多困惑，其最终解决往往要求诸哲学的助力。当然，「热爱哲学」不等于就入了哲学的门；许多哲学爱好者对哲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到「哲学经典」里寻章摘句的地步，从未有意识地提高自己分析与反思的能力，也无怪乎会遭到「不热爱哲学」者的白眼。

另一方面，提问者似乎想用「现实」来指代一种市侩的、庸俗的态度：以物质成就及其享受为生活的最高目的、缺乏对求知的热爱、不关心甚至鄙夷无法直接转化为金钱价值的思考，如此等等。诚然，我们可以对「现实」一词给出其它不同的界定，但不得不承认现实中抱有这种态度的不乏其人。

不管提问者心中所想的「现实的男人」和「热爱哲学的女人」分别具体是什么样子，当问出这两人是否「适合在一起」时，似乎又在假设，仅仅凭这一个因素，旁观者就能判断出一段亲密关系的适合度与未来走势。但任何一段关系都远比这来得复杂，两人的兴趣爱好当然可能对亲密关系的质量有所影响，但同样有影响的还包括两人其它方面的性格和价值观（包括「培养共同兴趣爱好」这件事在两人各自生活规划中的重要程度）。

亲密关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外人的判断永远只是参考，而且信息越少参考价值越小。不但如此，这些判断往往还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一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求助者提问与透露信息的方式不同，导致获得的建议大相径庭；二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求助者从外人那里听到的正面或负面判断，反过来会影响到本人对这段关系的认知，从而将这段（本来可能是中性的）关系引向更加正面或更加负面的方向。总之，在网上寻求关于亲密关系的建议，一定要慎之又慎。

中国人民大学94级毕业生伍继红成为山区赤贫家庭六子之母，你怎么看？

虽然说每件具体的个案总有其特殊性，倘若人生某个节点上运气稍好或许结果就大相径庭，但将个案放在时代背景下，便能发现结构层面的因素总在或明或暗地起作用。伍继红的遭遇即是如此，从当时的就业分配政策变化与经济大转型，到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权力结构与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共同促成了她的悲剧。

九十年代初伍继红刚考上大学时，国家还实行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在她就读大学的几年间废止。废止包分配政策本来无可厚非，但对于之前高考受既有政策鼓舞而报考冷门学科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来说，有着四年高等教育的积累，即便毕业求职一时受挫，调整好心态后慢慢总能东山再起。但不同于其他许多求职受挫的毕业生，伍继红一大悲剧之处在于，她在四处求职的过程中仓促嫁人却又遇人不淑，婚后承担起生育与家务重担，放弃了在外继续就业的机会，陷入经济不能自主的困境并被最终抛弃。

问题是为什么她会仓促嫁人？显然，在试图理解她的决定时，我们无法忽略中国社会（何况是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对成年女性的婚育压力，包括对单身女性的污名化与欺侮。同样地，伍继红婚后为什么会放弃外出工作？为什么她前后一共生育六名子女？为什么前夫可以单方面将她抛弃且不承担对子女的抚养责任？伍继红的遭遇也许极端，但其遭遇中的许多组成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在许多女性的生活中发现踪迹。

另外，当伍继红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以当时的社会状况，她很可能既缺乏对此的意识，也缺乏寻求救助的渠道。据新闻报道，她声称两次结婚与中间离婚时，自己都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而倘若心理健康问题能够得到社会的正确对待与及时干预，后来的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如何看待浙江省团委成立婚恋事业部，专管大龄青年脱单？

「5月17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的发布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常务书记贺军科明确表示，大龄未婚是中国青年迫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共青团将帮助大龄未婚青年找合适伴侣。浙江团省委对媒体表示，团省委将新设立婚恋交友事业部，计划下月成立，帮助未婚青年找对象。」

这个问题需要分成两层讨论：一，「大龄未婚」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问题」？二，假设这是一个问题，国家到底该不该介入、该以什么方式介入？

从个体生活方式的层面说，单身状态与婚恋状态本无必然的高下之分。诚然，对亲密关系的向往或许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在这个意义上，对无牵无拘自由自在的状态的向往同样可以是人性的一部分；许多单身人士或许因为缺乏亲密关系而焦虑，但许多婚恋中人同样会由于挣脱不了亲密关系的羁绊而郁郁寡欢。若一刀切地把单身状态视为一种较「差」的个体生活方式，将「大龄未婚」本身视为人生「缺憾」，一来是对特定人生选择的污名化与歧视，二来这种污名化与歧视反过来又会通过社会舆论压力造成单身人士的焦虑，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另一方面，若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说，有人可能会主张称：社会总体生育率是制定公共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尤其过去三十年过于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人口红利」的丧失，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水平，所以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有权以适当的方式调控人口水平，在生育率过低的时候鼓励婚恋与生育，云云。

然而即便我们接受这一主张，仍然不能由此推出成立「婚恋交友部」是提高生育率的适当手段（注意这时候「脱单」本身已不再构成理由，持这种主张者真正关心的是「生育」）。生育率下降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过去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外，就业与工作的压力、育龄女性在职场遭遇的歧视、通货膨胀与育儿成本的大幅提高、城市住房空间的紧张等等，都是导致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不通过性别平权、居住正义、育儿扶助等方式解决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以便为有意愿进入婚恋关系并生儿育女的青年提供良好的环境，「政府帮忙找对象」的做法无异于舍本逐末，只会是白忙一场。